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展映片单里,聚焦普通家庭日常冲突的小众新作总能戳中观众情绪,今年亮相的《过道》就凭借对中产家庭婚姻裂痕的细腻描摹,在上映初期就占据了欧洲文艺片讨论的核心位置。不同于当下院线片普遍追求强情节、快节奏的创作趋势,这部影片完全把镜头对准了一对普通瑞典夫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拉锯过程,没有狗血的出轨桥段,也没有刻意制造的极端冲突,所有矛盾都藏在走廊、餐厅、法院走廊这些日常空间的细碎对话里,这种反套路的叙事方式恰好戳中了很多观众对现实题材审美疲劳后的爽点,首映场结束后,在场影评人给出的场刊评分跻身主竞赛单元前五,可见行业对其创作方向的认可。
从近年来欧洲文艺片的创作风向来看,越来越多创作者开始放弃宏大叙事,转而挖掘日常生活里未被言说的情绪褶皱,《过道》其实是这类趋势里走得比较极致的作品。和同样涉及抚养权争夺的《婚姻故事》相比,这部片子没有把重心放在法庭辩论的戏剧性对抗上,也没有刻意塑造某一方的反派属性——丈夫不是冷漠的局外人,妻子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受害者,两个人只是在漫长的婚姻消磨后,不得不为了孩子的去留重新划定边界。这种中立克制的处理方式,反而让很多经历过婚姻破裂的观众共情,有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称,“片里两个人在过道沉默对视的十分钟,比很多哭天抢地的吵架戏更让人心慌”,这种自发的口碑传播,也让这部小成本影片还未大范围公映就已经积累了不小的话题度。
导演劲尼克·阿纳托尔的创作一直都聚焦瑞典本土普通阶层的生存状态,此前的短片作品就擅长用留白处理情绪,这次《过道》其实是他创作思路的延续。故事的核心场景之所以设定在法院外的公共过道,其实藏着创作者的小心思:对于要离婚的夫妇来说,这里既不是家也不是法庭,是介于私人关系和公共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空间里反复拉扯,刚好对应了婚姻破裂过程中那种不上不下、无法解脱的状态。整个故事80%的戏份都发生在宽度不足两米的过道里,空间的逼仄反过来放大了人物的情绪张力,这种用有限空间承载无限冲突的手法,其实比大场面调度更考验导演的功底,也让很多业内创作者注意到了小成本影片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不用大投资、不用大明星,只要找对情绪的切入点,同样能做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女主角艾丽西亚·维坎德在这部片子里的表现,可以说是近年文艺片领域里最“反偶像”的表演之一。作为已经在好莱坞商业片体系里站稳脚跟的瑞典女演员,维坎德这次完全放下了以往的银幕光环,饰演的母亲安妮卡,穿着普通的风衣,说话带着疲惫的沙哑,甚至在很多镜头里都能看到她眼角未经修饰的细纹。她没有用夸张的表情来表现悲伤,反而把情绪压在了下意识的小动作里:等待和丈夫谈判的时候反复摩挲手机壳,听到对方提出要带走孩子的时候,手指只是轻轻抖了一下,没有崩溃大哭,只有嘴角往下压了压,这种收着演的处理方式,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就像我们身边每一个在婚姻困境里撑着的普通女人,哪怕心里已经碎成了片,出门还是要整理好衣服,体面地站在对方面前。
男主角拉尔斯·艾丁格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把一个想要争取孩子抚养权,却又不知道怎么和前妻沟通的父亲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观众看完片后会骂男主角自私,但艾丁格的处理没有把角色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恶人,他会在和前妻争吵过后,偷偷在过道抽烟平复情绪,也会在说起孩子小时候的趣事时不自觉露出笑容,这些细节让这个角色变得立体:他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故意要毁掉这个家,他只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了认为对的选择,而这种立场的差异,恰恰是很多婚姻走到尽头的真正原因——不是不爱了,也不是有了第三者,就是两个人再也没办法站在同一个角度看问题了。
其实《过道》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这个抚养权争夺的故事一个明确的结局,影片最后,两个人还是站在那条熟悉的过道里,等着叫号进去谈判,镜头慢慢拉远,没有告诉观众最终孩子会判给谁,也没有说两个人未来会不会复合。这种开放式的处理,其实刚好对应了现实里大多数婚姻矛盾的状态——很多时候问题不会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所有人都只能带着伤痕继续往前走。对于当下看惯了“圆满结局”“善恶有报”的观众来说,这种不给出答案的创作,反而留给了观众更多自我投射的空间,也让这部小众影片跳出了普通家庭伦理片的框架,变成了一面可以让观众照见自己生活的镜子。目前影片已经确定会在今年五月登陆欧洲院线,至于能不能引进国内院线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已经有不少国内影迷开始找资源提前观影,关于这部片子的讨论,显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