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影迷社群中,一部2011年上映的西班牙老片《蛹》突然掀起讨论热潮,不少观众在社交平台晒出二刷、三刷的观影笔记,相关话题的阅读量短短一周就突破了300万。和当下多数商业片追求强冲突、快节奏的叙事逻辑不同,这部作品用极为克制的镜头语言,串联起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人生片段,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甚至连台词都少得克制,却让很多观众看完后久久无法平静。有影评人感慨,在女性题材影视作品普遍倾向于放大“性别对立”“逆袭爽感”的当下,《蛹》这种“静水流深”的表达方式,反而更能触碰到女性生存困境的本质。目前该片在豆瓣的评分稳定在7.8分,超过六成观众给出了四星以上评价,在同类型的欧洲文艺片中属于绝对的第一梯队。
很多观众最初注意到《蛹》,都是被片中三个完全不同却又高度相似的女主角吸引。1923年的年轻女孩因家族反对被迫与恋人分离,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一生都在等待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1940年的已婚妇女在战乱中失去丈夫,独自撑着破败的家,既要躲避战火的侵袭,还要应对周围不怀好意的窥探;2011年的女摄影师身患重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断回忆外婆和母亲的过往,试图从家族女性的经历里找到面对疾病的勇气。三个角色没有直接的对手戏,甚至连时间线都相隔数十年,但观众能从她们面对困境时下意识的动作、眼神里的倔强,清晰感受到命运的传承。有观众评论说,这三个女人就像“叠影”,你看着她们就会明白,有些挣扎从一百年前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作为导演宝拉·奥提兹的长片处女作,《蛹》在叙事手法上的大胆尝试,当年曾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引发不小的争议。导演没有按照常规的线性叙事去交代每个角色的人生经历,而是把三个时代的故事剪碎了穿插在一起,上一秒还是1923年的女孩在田野里奔跑,下一秒就切到2011年的女摄影师在医院做检查,转场全靠角色情绪的呼应,没有任何多余的提示。最初有不少观众觉得这种叙事方式“太晦涩”,看不懂故事的逻辑,但随着剧情推进,观众会慢慢意识到,导演根本不是要讲三个独立的故事,她是在用“拼接”的方式,把不同时代女性面临的共同困境摆到台面上:婚恋的枷锁、生育的痛苦、独立的艰难,这些问题不会随着时代进步自动消失,只是换了个形式出现而已。这种极具先锋性的表达,最终让该片拿下了当年戈雅奖的最佳新人导演提名,也成了欧洲女性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代表性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蛹》的“翻红”恰好赶上了国内女性题材创作的爆发期,不少业内人士也在拿这部作品和当下市场上的女性题材作品做对比。最近两年,国内荧幕上出现了大量主打“女性互助”“女性觉醒”的作品,但很多作品为了追求戏剧冲突,往往会把男性角色塑造成绝对的“反派”,把女性的困境全部归结为外部的压迫,最终的解决方式也往往是“女主搞事业成功打脸所有人”的爽文套路。而《蛹》里几乎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女性的困境里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我的束缚,她们的人生也没有所谓的“逆袭”:1923年的女孩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恋人回来,1940年的妇女最终还是带着孩子离开了家乡,2011年的女摄影师直到最后也没完全战胜病魔。这种“不刻意制造爽点”的创作思路,反而让故事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毕竟真实的人生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一举翻盘”的奇迹。
很多观众看完《蛹》之后,印象最深的不是剧情,而是片中大量充满隐喻的空镜头:老旧的纺车、封存在盒子里的信件、窗台上慢慢融化的冰、破茧而出的蝴蝶,这些意象穿插在三个女性的故事里,不需要台词就能传递出丰富的情绪。导演宝拉·奥提兹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为了拍好这些细节,她花了三年时间走访西班牙各地的女性老人,记录了上百个普通女性的人生故事,片中很多情节都来自这些真实的口述。其中1923年女孩等待恋人的故事,就是导演外婆的真实经历,而2011年女摄影师的角色,其实融入了导演自己对抗疾病的感受。这种把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融合在一起的创作方式,让整个故事的厚重感远超普通的文艺片,有观众评价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像在翻看自己外婆的旧相册,明明讲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总能看到自己家人的影子”。
目前关于《蛹》的讨论还在不断升温,有观众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十年后还被观众记住,核心就是它没有试图给女性的困境提供标准答案,也没有喊任何空洞的口号,只是安安静静地把三代女性的人生铺展开来,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去思考。也有观众提出,现在的女性题材作品是不是走了歪路,非要靠激烈的冲突和爽感才能吸引观众,像《蛹》这种温和但有力量的作品,反而很难获得市场的关注。还有不少观众开始自发整理欧洲其他的女性题材老片,希望能让更多类似的优质作品被大众看到。毕竟对于观众来说,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女主爽文”,而是真正能看到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作品,至于什么样的表达才是最好的,或许不同的观众心里,本来就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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