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城人的故事》成县域题材黑马 本土化叙事引观众热议

近期国产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领域，没有流量演员加持、制作成本仅千万元级的《禹城人的故事》意外跑出了票房与口碑双增长的曲线，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县域影院上座率连续三周超过同期上映的商业大片，甚至出现了多场满场的情况。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观影人次中，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观众占比超过72%，其中禹城本地观众贡献了近3成票房，不少在外务工的禹城人特意赶在返乡期间买票支持，有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片头出现禹城火车站的时候，我旁边的大叔直接红了眼”。这种极具地域黏性的观影反馈，也让不少业内人士开始重新审视本土化现实题材的市场潜力，毕竟在此之前，绝大多数聚焦特定县域的影片往往只能在本地小规模放映，很难实现跨区域的传播破圈。

该片之所以能打破地域传播的壁垒，核心在于其没有把“禹城”当成一个空洞的地域符号，而是将视角对准了四个完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生活切片，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所有故事都取自真实的生活原型：开了三十年早餐店的张婶，面对城市拆迁改造的通知，一边是女儿催她去省城养老的邀约，一边是老顾客们“喝惯了你做的羊汤”的念叨；刚毕业返乡的大学生李哲，想要把家里的农场改造成直播带货基地，却被父亲骂“不务正业，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回来瞎折腾”；跑了十年货运的王哥，儿子马上要上初中，妻子想让他换个稳定的工作，可他除了开车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在社区工作的95后社工小周，每天周旋于邻里的各种矛盾之间，刚因为调解漏水纠纷被居民骂哭，转头又要帮独居老人去医院取药。四个故事彼此独立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产生交集，没有主角光环，也没有逆袭爽点，所有的困惑与选择都带着真实的生活重量。

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演的不就是我家楼下的事吗”，甚至有禹城本地观众在评论区逐条指出影片里的取景地：“这段早餐店的戏是在老城的老杨羊汤拍的，我上周还去喝了”“那个农场就在辛店镇，去年摘梨我还去过”。这种极致的本土化表达，恰好击中了当下观众对于“悬浮现实剧”的审美疲劳，对比近两年来不少打着“现实题材”旗号的影视剧，主人公住着月租过万的精装公寓却哭着喊穷，创业全靠贵人相助，遇到问题只要努力就能马上解决，《禹城人的故事》里的窘迫和犹豫显得格外真实：张婶在拆迁通知前坐了一整夜，手指反复摩挲着开店时丈夫送她的旧汤勺；李哲第一次直播卖梨，直播间只有三个人，两个是自己的亲戚，一个是不小心点进来的网友；王哥跑夜路的时候，经常把车停在国道边，就着矿泉水吃凉包子，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却总说“我在外面吃的好着呢”。这些没有滤镜的细节，让“禹城人”的故事成了所有小城镇普通人的生活缩影。

该片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整个剧本筹备期足足用了两年，主创团队一半以上都是禹城本地人，在创作阶段采访了近百位当地的普通居民，最终的四个故事原型全都来自这些采访对象的真实经历，“我们一开始就没想着要做多么宏大的叙事，就想把身边人的日子拍出来，不用拔高，也不用刻意卖惨，是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感，影片里超过80%的配角都是当地的普通市民，很多人根本没有表演经验，演早餐店常客的几位大爷，本身就是那家羊汤店的老顾客，拍摄的时候就是照常去喝羊汤，导演直接扛着机器拍，连台词都是他们平时聊天的内容。这种“非专业”的处理方式反而让影片的质感更加鲜活，有观众评价“比起那些背台词的专业演员，这些大爷大妈说话的样子才真的像在过日子”。

从影视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禹城人的故事》的出圈其实也指向了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新方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创作者对“现实题材”的理解都局限在一二线城市的生活语境，关注的要么是职场斗争、要么是中产焦虑，反而忽略了占人口基数更大的县域群体的生活表达。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报告》显示，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观影人次已经占到全国总人次的47%，但真正贴合这部分观众生活的影片占比还不到15%，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商业大片里找共鸣，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生活。《禹城人的故事》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证明了只要内容足够真诚，即使是聚焦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也能获得更广泛的情感认同，毕竟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普通人面对的家庭矛盾、职业困惑、情感归属问题本质上都是共通的。

目前该片还在持续上映中，相关的话题讨论度也在社交平台不断攀升，有不少观众呼吁“希望以后能多一点这样的片子，不用拍什么大人物，拍拍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就挺好”，也有业内人士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其他地域的类似题材项目。不过也有观众提出了新的疑问：如果以后越来越多的同类题材出现，会不会又陷入新的模板化创作，比如为了本土化而刻意堆砌地域元素，反而忽略了对真实生活的挖掘？毕竟对于观众来说，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禹城”或者其他某个地域的名字，而是藏在地名背后，那些真实活着的人和他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