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展映作品《金手套》自上线以来始终保持着两极分化的评论态势,这部改编自德国真实连环杀人案的作品,没有走传统犯罪片靠悬念反转吸引观众的路线,而是用近乎纪录片的粗粝质感,把上世纪70年代汉堡圣保利区的底层生态直接推到观众眼前。不少观众看完坦言“生理不适”,但也有影评人认为,这是近年来最敢撕开社会遮羞布的现实主义犯罪作品之一。该片上映时曾在德国本土引发不小的讨论,甚至有受害者家属公开反对影片的拍摄,认为过度还原犯罪细节是对死者的二次伤害,但导演法提赫·阿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美化暴力,而是要让观众看到被主流社会忽略的边缘群体生存困境。
影片的核心人物弗里茨·洪卡的选角一度让剧组筹备了近一年,最终确定由德国演员约纳斯·达斯勒出演。为了贴近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七、面部有明显疤痕、常年酗酒的底层工人,达斯勒不仅在两个月内增重20斤,还特意去洪卡曾经居住的社区待了三周,观察当地失业工人的走路姿态、说话语气,甚至连喝酒时手指的小动作都反复模仿。最终呈现的效果让不少熟悉案件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他没有把连环杀手塑造成自带“魅力”的反派符号,而是演出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猥琐、自卑,以及被酒精和愤怒裹挟的失控感。有影评人评价,达斯勒的表演完全打破了观众对“犯罪片主角”的固有印象,你不会对这个角色产生任何同情,却会忍不住相信,当年那个在酒吧游荡的凶手就是这副模样。
很多观众看完影片会惊讶地发现,整部电影几乎没有传统的推理情节,警方查案的过程被压缩到了不足五分钟,大部分镜头都对准了洪卡日常出没的“金手套”酒吧——那个聚集着失业者、妓女、孤寡老人的廉价场所。这里没有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只有劣质啤酒的酸味、烟味混杂的浑浊空气,每天都有被生活抛弃的人在这里消磨时间,他们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导演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洪卡和这些受害者的接触过程上,没有刻意渲染暴力场面,却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酒吧里的琐碎日常,让观众清楚看到悲剧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有从事犯罪学研究的观众在社交平台表示,影片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凶手塑造成特例,而是展示了滋生恶的土壤:当一个人长期被社会排斥、没有任何情感联结,暴力就成了他唯一能掌控的东西。
和近年来不少把真实案件改编成爽剧的作品不同,《金手套》刻意去掉了所有戏剧化的加工,甚至连受害者的形象都没有做“完美化”处理:她们有的是常年酗酒的单亲妈妈,有的是靠打零工勉强糊口的流浪者,有的和洪卡一样,是被家人抛弃的边缘人。这种设定也曾引发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导演是在“受害者有罪论”,但更多观众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影片并没有为凶手开脱,只是在告诉大家,这些受害者不是新闻里冰冷的名字,而是和我们一样有欲望、有缺点的普通人,她们的悲剧不是因为“不够谨慎”,而是因为她们的生存状态本身就缺乏安全保障。对比同类型的《杀人回忆》《十二宫》等作品,《金手套》的表达显然更“劝退”,它不想引导观众去猜凶手是谁,也不想探讨什么高智商犯罪,只是冷静地记录下恶发生的全过程,没有任何滤镜。
这种近乎残酷的写实风格,也让影片在商业市场和奖项评选中走得格外割裂。柏林电影节展映时,有近三分之一的观众中途退场,最终颗粒无收,但在欧洲各大独立电影节上,它却拿了不少表演和导演奖项,德国本土票房也超出了出品方预期的30%。有业内人士分析,这类“反爽感”的犯罪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市场认可,本质上是观众对当下越来越套路化的犯罪片产生了审美疲劳:当所有真实案件改编作品都在强调反转、强调主角光环、把犯罪拍成浪漫的冒险,观众反而会更想看到没有修饰的真相。《金手套》的出现,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讨好观众,甚至刻意和观众保持距离,却用最直接的方式把“恶的平庸性”砸到了观众面前。
影片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洪卡每次作案后,都会回到金手套酒吧继续喝酒,和周围的人抱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异常,甚至连酒吧老板都觉得他只是个沉默寡言的常客。直到一场意外的大火,房东去他的出租屋收拾东西,才发现了被藏在壁橱里的尸体。这个情节完全来自真实案件的记录,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不少观众看完后脊背发凉:原来最可怕的不是凶手有多狡猾,而是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普通的人,可能藏着完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观众在社交平台讨论,如果当时酒吧里有人多关注一下洪卡的反常,如果那些受害者能有更安全的去处,这些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或许直到现在都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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