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24年日本选送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候选作品,《我讨厌耶稣》自亮相以来就始终处在舆论的焦点位置,既在戛纳、东京等国际电影节拿到了专业评审的多项提名,也在普通观众群体中引发了相当两极的评价。不少观众在社交平台坦言,最初是被直白的片名吸引走进影院,本以为会是偏向喜剧的家庭故事,看完才发现包裹在孩童视角下的内容远比想象中沉重,导演荻上直子用极其克制的镜头语言,把外来宗教与本土家庭习俗的碰撞,拆成了普通人日常里随处可见的细碎矛盾。不同于过往同题材影片往往刻意制造强烈冲突的处理方式,这部作品里没有极端的对立,没有刻意的批判,所有的观念差异都藏在一顿饭、一次对话、一场家庭聚会的细节里,反而让不少有过类似生活体验的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
影片的故事核心围绕10岁的小学四年级女孩小春展开,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她跟着家人从日本东京搬到了偏远的北海道小镇,还转入了当地的教会学校就读。每天的祷告课程、同学们对耶稣的虔诚信仰,和小春从小跟着外婆接触的神道教习俗完全不同,她既搞不懂为什么大家吃饭前要对着耶稣感谢,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偷偷在书包里放的御守会被同学说是“奇怪的东西”。最让小春感到困惑的是,生病卧床的外婆说死后要回到祖先所在的地方,可学校的老师却告诉她,好人死后都会去天堂,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在她小小的世界里反复碰撞,直到某天她对着十字架许愿希望外婆的病能好起来,外婆却意外去世,她对着天空喊出“我讨厌耶稣”的瞬间,也成了全片情绪浓度最高的片段。
有不少观众注意到,导演荻上直子在角色塑造上刻意弱化了“对错”的判断,小春的父亲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会主动配合学校的宗教活动,母亲却始终坚持在家里保留传统的祭祀习惯,学校的修女老师没有强迫小春必须信教,反而会耐心听她讲关于外婆的故事。这种没有“反派”的冲突设定,恰恰是这部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它没有想要说服观众接受某一种观念,只是客观呈现不同文化在普通人生活里的磨合状态。饰演小春的小演员池田朱那虽然是第一次出演长篇电影,却把孩童特有的执拗和细腻表现得极为生动,尤其是她对着耶稣塑像小声许愿、后来又偷偷把塑像藏进柜子里的几场戏,没有夸张的表情和台词,却让很多观众看完直呼“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对大人世界的困惑”。
从近年的日本电影创作趋势来看,这类聚焦文化碰撞、以孩童视角切入严肃议题的作品正在逐渐增多,此前是枝裕和的《怪物》、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等作品,都擅长用日常化的叙事承载更深层的社会思考,《我讨厌耶稣》显然也延续了这一创作路径。有业内影评人指出,这类作品之所以能频繁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关注,本质上是找到了本土文化和普世情感的平衡点:它既保留了日本社会特有的家庭关系、文化习俗细节,也探讨了不同文明相处、代际观念差异、生命教育这类全球观众都能共情的话题。和不少刻意讨好海外受众、过度放大本土文化猎奇元素的作品不同,《我讨厌耶稣》里的所有细节都极度生活化,不管是家里佛龛的摆放,还是教会学校里的日常活动,都没有刻意的戏剧化处理,反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代入到角色的处境里。
不过这部作品也收到了不少负面评价,有观众认为导演的表达太过克制,甚至到了平淡的程度,全片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很多矛盾点都点到为止,看完没有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也有宗教领域的观众提出,影片里对基督教的呈现存在不少刻板印象,把信仰简化成了“许愿不灵就讨厌”的孩童认知,缺少更深层的讨论。面对这些争议,荻上直子此前在首映礼上回应称,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要讨论宗教的对错,只是想拍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第一次接触不同观念时的困惑,“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不理解大人世界规则的时刻,我只是把那个瞬间拍了出来而已”。
目前该片在日本本土的票房已经突破12亿日元,在豆瓣、IMDb等评分平台的评分都稳定在7.5分上下,随着奥斯卡评选进程的推进,关于这部作品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有不少观众在二刷后发现了很多此前没注意到的细节:小春藏在书包里的御守是外婆生前送给她的,她后来把耶稣塑像和御守放在了同一个盒子里,这个镜头其实暗示了她最终找到了两种观念的共存方式。也有观众认为,片名里的“讨厌”根本不是对宗教的批判,而是一个孩子在面对亲人离世时最直接的情绪发泄,本质上是在讲普通人面对生死时的无力感。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看完影片后的亲身经历,有人说想起了小时候家里既有佛龛又有十字架的生活,有人说自己也曾在亲人去世时对信仰产生过怀疑,关于这部影片的讨论,早已超出了电影本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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