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的男人》上映引热议 个体困境叙事戳中当代观众

2010年上映的戛纳评审团奖作品《尖叫的男人》近期在国内艺术院线重映，场均上座率超过同档期上映的其他小众外语片37%，不少场次出现了观众散场后仍留在座位上讨论的场景。作为非洲导演马哈曼特-萨雷·哈隆的代表作，这部影片没有刻意渲染地域冲突或者猎奇式的本土奇观，反而用一个极为日常的父子故事，撕开了战乱背景下普通人被时代裹挟的隐秘阵痛。有观众在购票平台留下短评称“完全没猜到是战争背景的故事，前半段甚至以为是普通的家庭伦理片，直到后半段的转折砸下来，才明白那种喊不出声的痛苦有多沉”。

影片的核心冲突完全摒弃了同类题材常用的宏大叙事切口，所有的戏剧张力都锚定在泳池服务生亚当的身份错位上。曾经是游泳冠军的亚当，在乍得当地一家高级酒店做了三十年泳池服务生，这份体面稳定的工作是他在朋友和家人面前维持尊严的核心支柱。但酒店为了压缩成本决定裁员，老板把唯一的泳池服务生岗位留给了更年轻、薪资要求更低的亚当的儿子阿卜杜勒。突如其来的失业让亚当瞬间陷入了身份崩塌的困境：他成了家里的“多余的人”，从前围绕他的尊重和认可都转移到了儿子身上，连邻居打招呼都先问阿卜杜勒的近况，这种落差让一辈子要强的亚当完全无法接受。

此时国内内战爆发，政府要求每个家庭必须出一名男性上前线参战，原本社区分配给亚当家的名额是需要亚当入伍，但被失业的痛苦冲昏头的亚当，偷偷向征兵工作人员报了儿子阿卜杜勒的名字。儿子被强行带走之后，亚当顺利拿回了泳池的工作，重新穿上了熨烫平整的工作服，每天站在熟悉的泳池边接受客人的致意，看似恢复了从前的生活，却从儿子离家的那天起，背上了永远无法卸下的心理枷锁。他开始频繁在深夜坐在泳池边发呆，把儿子留下的游泳帽攥在手里反复摩挲，旁人都以为他是想念儿子，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份失而复得的体面背后，是自己作为父亲的自私和懦弱。

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都对亚当这个“不完美”的主角印象深刻。他不是传统叙事里伟光正的父亲形象，甚至可以说极为自私，为了自己的脸面亲手把儿子推向了战场，但同时他又是无数被时代挤压的普通人的缩影：当一辈子坚守的价值被轻易否定，当自己的存在意义被最亲近的人“取代”，慌乱之下做出的选择，往往带着最真实的人性褶皱。有影评人指出，哈隆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亚当的选择，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他选择之后的煎熬和痛苦，让观众看到战争对普通人的异化，从来不是从炮弹落地开始的，而是从人心一点点变冷开始的。

作为近年来非洲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代表作，《尖叫的男人》和多数展现非洲战乱的影片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它没有用大量镜头去拍摄战场的血腥，也没有刻意展现平民的流离失所，所有的战争痕迹都藏在细节里：街头偶然驶过的军车、广播里滚动的征兵通知、酒店里越来越少的外国客人、超市里慢慢涨价的日用品。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压迫感，反而比直接的冲突更让观众窒息，因为你能清晰地看到，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彻底吞噬的。对比近年同类型的非洲题材影片，多数都把焦点放在反战的宏大主题上，反而忽略了个体在时代浪潮里具体的挣扎，《尖叫的男人》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也为全球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好的反战叙事，从来不是讲战争有多可怕，而是讲战争如何摧毁一个普通父亲的人生，如何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影片的结尾，亚当带着全部积蓄跑去战区找儿子，找到了受了重伤的阿卜杜勒，他背着儿子穿过沙漠往家里走，路上儿子躺在他背上慢慢停止了呼吸，亚当走到一条河边，把儿子的尸体放进水里，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压抑了整部影片的尖叫。这段没有背景音乐的表演，被不少观众称为“近年最有冲击力的电影片段”，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号，只有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闷响，那一声尖叫里，藏着他的悔恨、痛苦，还有对整个时代的无力质问。截止到目前，关于这个结尾的解读已经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觉得那是亚当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有人觉得那是他最后人性的觉醒，至于这个角色到底是可憎还是可怜，不同经历的观众显然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