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片《爱之病》解禁引热议 禁忌议题戳中社会痛点

上周台北电影节首映场开票1分钟售罄的消息，让这部尘封18年的台湾电影《爱之病》突然成了两岸影迷圈的热门话题，不少人翻出早年台湾电影分级制度的旧闻，才发现这部原本预定2005年公映的作品，当年因为直接呈现艾滋病感染者的情爱生活与社会歧视，被台湾地区新闻局处以“限制级仍不得公映”的禁令，只能在小众影展小范围放映，就连DVD发行都卡了整整十年。放在今天来看，台湾电影圈敢于直面艾滋病议题的作品并不算少，从《囍宴》里的隐晦提及到《女朋友男朋友》里的背景设定，再到近年《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里的相关情节，很少有作品像《爱之病》这样，把感染者的生理痛苦、社交死亡和情感诉求完完整整摆到台面上，也难怪当年会触动审查红线。

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这部作品改编自台湾作家袁哲生的未完成短篇遗作，导演王重正原本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90年代末开始跟爱滋病关怀团体合作拍摄公益短片，接触过近三十位感染者的真实经历，才决定把这些故事整合改编成剧情长片。影片没有走“苦情卖惨”的常规路线，反而把大部分镜头留给了主角阿哲和伴侣阿凯之间的日常相处：一起在台北西门町逛街找咖啡馆，因为房东涨房租一起打包搬家，半夜因为发病疼得睡不着靠在一起喘气，甚至还有一段不加掩饰的亲密戏，完全没有把感染者塑造成需要被怜悯的“异类”，反而让观众看到两个普通人谈恋爱的真实模样。这种创作思路放在2000年初的华语影坛相当超前——直到十年后，《最爱》里的艾滋病感染者依然被塑造成封闭在隔离村的“他者”，而《爱之病》早就让他们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场景。

这次解禁重映之所以引发这么大讨论，除了“禁片”的噱头之外，更多观众的讨论点其实落在了影片对社会歧视的呈现上。阿哲在餐厅打工被同事发现病情之后，整个店的客人集体退单，老板不得不把他辞退；就连原本关系很好的表姐，也不让他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说“怕沾到病毒”；甚至连公益团体的志愿者，跟他说话都要隔着半米远。这种不是来自法律法规，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软排斥”，戳中了很多特殊群体的真实处境，不少观众在映后交流里说，放到今天，这种因疾病产生的排斥依然没完全消失，只是换了更隐蔽的方式。对比近年同类题材越来越偏向“励志鸡汤”的创作方向，《爱之病》这种不加美化的直白呈现，反而更有力量。

饰演主角阿哲的演员张孝全当时还只是刚出道的新人，完全没想到接这部戏会给自己带来多少争议，试镜的时候他才21岁，之前只拍过几个广告，导演之所以选中他，就是看中他身上那种“有点钝、又有点倔”的气质，符合阿哲被社会排挤之后依然不想低头的状态。现在回看张孝全的表演，最大的亮点就是完全没有“刻意卖惨”的痕迹：被辞退之后他没有对着镜头崩溃大哭，只是默默把工作服叠好放在前台，转身走到西门町的人潮里，面无表情地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跟阿凯吵架的时候，他也只是坐在楼梯上抽烟，说“我也不想拖累你”，语气平淡得让人心慌。那时候张孝全还没形成后来固定的表演风格，这种生猛又青涩的状态，反而刚好贴合了角色本身的处境。

从市场反馈来看，这次台北电影节的三场重映场，场场坐满，二手票平台上的票价已经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倍，不少影迷从台中、高雄坐高铁赶过来，就是为了在大银幕上看一眼这部传说中的禁片。映后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七成观众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其中近六成观众给了五星评价，讨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对比近年台湾电影要么走商业爱情片路线，要么走小众艺术片路子的趋势，《爱之病》这种把社会议题和情感表达结合得刚好的作品，反而显得格外稀缺——很多创作者要么为了话题而话题，忽略了人物本身的情感，要么只想拍个人情绪，完全不管背后的社会问题，《爱之病》刚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目前片方已经宣布，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修复版蓝光，同时计划在两岸多个城市的艺术影院做巡回展映，不少内地的影迷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呼吁，能早点看到这部修复作品。有意思的是，这次舆论发酵之后，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人觉得影片过于直白的呈现可能会引发部分观众不适，也有人觉得，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直白，才是这部作品最珍贵的地方。当越来越多同类题材开始追求“政治正确”的表达，开始给角色套上完美的滤镜，这部18年前的老作品，反而抛出了一个没人能轻易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们真的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些“不一样”的普通人，走进我们的日常吗？